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后续+全文

男女主角分别是鲁迅武大郎的女频言情小说《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后续+全文》，由网络作家“侯德云”所著，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，本站纯净无弹窗，精彩内容欢迎阅读！小说详情介绍：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，还没有发现哪位中国当代作家比汪曾祺先生更看重小说的语言问题。他在《小说笔谈》一文中，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专门谈论小说语言的“叙事与抒情”。他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。夹叙夹议，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。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。”他说：“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，也可以那样叙述。怎样叙述，都有倾向性。”他说，倾向性不需要“特别地说出”。怎样表现倾向性呢？“中国古语说得好：字里行间。”在这篇文章中，汪曾祺先生还告诉我们，一个小说家，要懂得“在叙事中抒情，用抒情的笔触叙事”。让我们一起阅读汪曾祺先生的微型小说名作《陈小手》。陈小手满头大汗，走了出来，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：“恭喜恭喜！母子平安！”男主人满面笑容...

《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后续+全文》精彩片段

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，还没有发现哪位中国当代作家比汪曾祺先生更看重小说的语言问题。他在《小说笔谈》一文中，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专门谈论小说语言的“叙事与抒情”。他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。夹叙夹议，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。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。”他说：“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，也可以那样叙述。怎样叙述，都有倾向性。”他说，倾向性不需要“特别地说出”。怎样表现倾向性呢？“中国古语说得好：字里行间。”在这篇文章中，汪曾祺先生还告诉我们，一个小说家，要懂得“在叙事中抒情，用抒情的笔触叙事”。
让我们一起阅读汪曾祺先生的微型小说名作《陈小手》。
陈小手满头大汗，走了出来，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：“恭喜恭喜！母子平安！”男主人满面笑容，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，看也不看，装进口袋里，洗洗手，喝一杯热茶，道一声“得罪”，出门上马……
在这段叙述之中，我看见汪曾祺先生向陈小手投去的是一缕赞赏的目光。“看也不看”，暗示了陈小手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汪曾祺先生赞赏的正是陈小手的豁达。接下来一句，“陈小手活人多矣”。除了加大赞赏的浓度之外，汪曾祺先生在这里还预先表达了对陈小手不幸身亡的惋惜与同情，也预先表示了对“团长”骄横跋扈草菅人命的愤恨。
团长的太太（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），要生了，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，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括号里的一句“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”，意味深长，它表达了汪曾祺先生对“团长”的冷漠，到了“弄不出来”，“杀猪也似的乱叫”，作者的情感渐渐从冷漠上升到厌恶的程度。然而叙述还在延伸：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，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
“脂油”和“掏”是厌恶的继续，也是作者倾向性的继续。汪曾祺先生没有对“团长”和“团长太太”发表一个字的议论，但他的主体情绪已经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了。他是怎样抒情的呢？—“字里行间”。
《陈小手》完成了汪曾祺先生“叙事与抒情”理论的实践阐述，为我们指出了小说语言的方向。这是一笔永恒的文学遗产，可以让每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享用终生。
汪曾祺先生在谈到微型小说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微型小说“要做到字字珠玑，宣纸过墨不能易之，一个字不能改”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。我终于认识到，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绝句，微型小说作家必须像唐人写绝句一样去锤炼作品语言才行。这是拯救微型小说唯一的途径。
我的朋友王海椿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也情有独钟。他对我说：“汪曾祺写得从从容容，初读似乎平淡，细细品味之后，不禁拍案叫绝：有味！”
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，他身上一定饱含着优秀作家所特有的品质。王海椿后来果然成为一个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，他以《雪画》《大玩家》《大家子弟》等诸多优秀作品而闻名全国。
有志于微型小说创作的文学爱好者，甚至包括一些当红的微型小说作家，都应该好好学习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语言。写到老，学到老，直到自己笔下的作品“字字珠玑，宣纸过墨不能易之”。
延伸阅读：
陈小手
汪曾祺
我们那地方，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。一般人家生孩子，都是请老娘。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，差不多都是固定的。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、二少奶奶、三少奶奶，生的少爷、小姐，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。老娘要穿房入户，生人怎么行？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，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，当“抱腰的”，不须临时现找。而且，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“吉祥”，接生顺当。—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，天天烧香。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？—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，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，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。她也不会接生，只会看内科，是个老姑娘。男人学医，谁会去学产科呢？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，不屑为之。但也不是绝对没有。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妇科医生。
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，比女人的手还小，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。他专能治难产，横生、倒生，都能接下来（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）。据说因为他的手小，动作细腻，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。大户人家，非到万不得已则不会请他的。中小户人家，忌讳较少，遇到产妇胎位不正，老娘束手，老娘就会建议：“去请陈小手吧。”
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，但是都叫他陈小手。接生，耽误不得，这是两条人命的事。陈小手喂着一匹马。这匹马浑身雪白，无一根杂毛，是一匹走马。据懂马的行家说，这马走的脚步是“野鸡柳子”，又快又细又匀。我们那里是水乡，很少人家养马。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，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“马队”，觉得非常好看。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，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，称之为“白马陈小手”。
同行的医生，看内科的、外科的，都看不起陈小手，认为他不是医生，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。陈小手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有人来请，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，飞奔而去。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，立刻就安定了一些。他下了马，即刻进了产房。过了一会儿（有时时间颇长），听到哇的一声，孩子落地了。陈小手满头大汗，走了出来，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：“恭喜恭喜！母子平安！”男主人满面笑容，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，看也不看，装进口袋里，洗洗手，喝一杯热茶，道一声“得罪”，出来上马，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“哗棱哗棱”……走远了。
陈小手活人多矣。
有一年，来了联军。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，是两支军队。一支是国民革命军，当地称之为“党军”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。孙传芳自称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，他的部队就被称为“联军”。联军驻扎在天王庙，有一团人。团长的太太（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）要生了，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，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陈小手进了天王庙。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“走柳”，见了陈小手，说：“大人，孩子，都得给我保住，保不住要你的脑袋！进去吧！”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，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，累得他筋疲力尽。他迤里歪斜走出来，对团长拱拱手：“团长！恭喜您，是个男伢子，少爷！”
团长龇牙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难为你了！—请！”
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。副官陪着。陈小手喝了两口。团长拿出20块大洋，往陈小手面前一送：“这是给你的！—别嫌少哇！”
“太重了！太重了！”
喝了酒，揣上20块现大洋，陈小手告辞了：“得罪！”
“不送你了！”
陈小手出了天王庙，跨上马。团长掏出手枪来，从后面，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。团长说：“我的女人，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！她身上，除了我，任何男人都不许碰！你小子太欺负人了！日他奶奶！”团长觉得怪委屈。


鲁迅的微型小说《一件小事》，我怎么看，都觉得是另类。是鲁迅小说中的另类。其中有让人生疑的人性亮点，也有硌人眼球的自我反省，看起来特别不像出自鲁迅之手。我这样说，理由有两个：其一，鲁迅作品中的人性亮点，极少见；其二，鲁迅的自“我”反省，哪怕是虚拟的自“我”反省，也极少见。
《一件小事》的亮点，聚焦在人力车夫身上，也就是当年所说的“普罗大众”身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在“低端人群”身上。而主动反省的那个“我”，则是有钱阶层，属于穿得起皮袍的高端人群。你瞅瞅这里边，是不是有点阶级的意味？
故事简单到疑似一篇中学生记叙文的模样。
民国六年冬天，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，一个穿皮袍的人，出门叫了人力车，赶往“S门”。途中，一个穿着破烂、头发花白的老女人，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，车夫让开道，老女人的破棉背心没系扣，兜到车把上，被拽倒了。是“慢慢地倒了”。
皮袍客料定老女人没有受伤。老女人却对车夫说：“我摔坏了。”
皮袍客心说：“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”
车夫却是“毫不踌躇”，搀着老女人，往“巡警分驻所”走去。那个分驻所，大约等于交通支队之类的单位吧。
就在这时，皮袍客看着车夫和老女人远去的背影，脑子里突然开始打雷，精神境界咔嚓咔嚓地逐渐升华起来：他竟然看见车夫的背影越走越高大，“须仰视才见”，同时还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向他压榨下来，要“榨”出他藏在皮袍下面的那个“小”。
好，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其实我不讲，大家也都熟悉，都在初中语文课本上“学”过嘛。
现在我们回头，用理性，把故事情节再捋一遍，看看能捋出什么东西。
我捋了一下，很快捋出一些疑点。
其一：老女人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。这行为，不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碰瓷吗？
其二：我跟皮袍客想的一样，慢慢倒下，怎么会摔坏？碰瓷才会说“摔坏”对不对？
其三：按常情常理，验证老女人是不是真摔坏了，或者打算给她治疗，都应该送她去医院，干吗要送交通支队？车夫的行为，有悖于常情常理。
其四：车夫把顾客扔在道上，连句客气话都不说，是不是不近人情？
其五：为什么是巡警出来告诉皮袍客，说车夫不能拉他？车夫自己不出来，是被老女人揪住不放还是怎么？嗯？
我使出很大力气，想找到让皮袍客脑子里打雷的前因。可惜找不到。使劲找也找不到。为什么要打雷？很奇怪嘛，像车夫不送老女人去医院一样奇怪。
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皮袍客之腹。没法子。老侯的精神境界就这么矮，比武大郎还矮，怎么提，都提不上来。
说起来，还是人家皮袍客更让人心热，“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”，让巡警转交车夫。这个细节，是鲁迅刻意要让我们看到，打雷不能白打，皮袍客的灵魂深处已经发生了革命。
有人说《一件小事》是一篇“幼稚的记叙文”。你咂摸咂摸，这话是不是有点道理？
《鲁迅年谱长编：1881—1921（第一卷）》记载，《一件小事》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。收入小说集《呐喊》时，鲁迅在篇末误记为1920年7月20日。这个错误，一直错到现在。鲁迅的错，谁都“不舍得”纠正，说起来也是比较奇怪。
我特别想说的是，鲁迅的小说，在《一件小事》前后，都以揭示人性的阴暗为己任。无论是《孔乙己》《药》，还是《故乡》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，都一样。连曾经那么诗意的少年玩伴闰土，成年后也被奴性所束缚。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更惨，浑身都是流氓性。
鲁迅不会看你是底层，是草根，是“低端人群”，就放过你身上的劣根性。他才不会，他是“一个都不饶恕”的人。毕飞宇说得好，鲁迅他阴，他刚，他冷，他的小说，肩负着“启蒙”的伟大使命。
可鲁迅偏偏把一抹阳光打在人力车夫的背影上，甚至不惜跟生活逻辑对立，执拗地把思维正常的皮袍客，弄得很“小”。
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的结尾段落，说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像他小时候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都忘了。唯独发生在“民国六年”的这件小事，“总是浮在”眼前，“有时反更分明”，想忘也忘不掉。
看来鲁迅是受到了某种刺激。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，借他本人的话说：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”
鲁迅果然是受了刺激，对穿皮袍的高端人群感到失望，一念之差，才有了这篇让后人反复误读的作品。
我注意到百度百科对《一件小事》的过分解读：“一般人只会把它看作是一曲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品德的颂歌，而不会将之上升到赞扬劳动人民，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”的精神高度。
你瞅瞅人家百度百科说得多好，跟我们当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“标准答案”几乎一模一样。
延伸阅读：
一件小事
鲁迅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我便对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搀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“你怎么啦？”
“我摔坏了。”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搀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霎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巡警走近我说：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，交给巡警，说：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
“还有瘦弱的何立伟。他的话软而缓，还常像毛主席教导的用手势加强语势。他爱谈沈从文，爱谈细节而不是观念……我想，他应该住在一条石板路的尽头，门前有着青苔。他该住有院子的平房，最好临着浅水。阳光由树叶筛过，抖落在院中的石凳上。他的生活里要一点老酒，有把蒲扇。”
这是陈村为何立伟画下的一幅精神肖像。我喜欢这幅肖像。我认为像何立伟这样的作家，是应该写出一些好作品的。
何立伟果然写出了一些好作品，比如，短篇小说《白色鸟》，微型小说《洗澡》。
我喜欢看何立伟的《洗澡》。
“老何下班回家，迈着比肋下的公文包更为沉重的步子，走在拥挤的人群里”。从“老何”身上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当然也看见了何立伟的影子。“一张张都市的疲惫的脸”，随着红绿灯的交替闪烁，“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”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面对这样的生活。而这种面对，的确，“多么叫人无可奈何啊”。
何立伟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对自然的向往。脚下的柏油路，散发不出泥土的芳香。名与利的争夺，人情的冷漠，这些情感的沙尘暴肆虐得太久了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蒙满尘埃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的心灵洗一次澡呢？
“老何”是幸运的。从一首柔和明丽的钢琴曲中，他“想到了春天的原野，山间的绿树，明净的溪涧和婉转的鸟鸣”，而且从中享受到“自然和生命的美丽的呼吸与盎然的诗意”。
然而“老何”又是不被人理解的。“你说什么，嗯？洗澡？嗯？那个鬼地方有个澡堂子吗？嗯？老婆同志”的一声现实主义的怒喝，让善于幻想的“老何”只能忍气吞声地走上实际生活的堤岸，让心灵乖乖地穿上都市人的衣裳。他的无奈会有多深呢？
何立伟用他细腻的笔墨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淡淡的哀愁。他从一件貌似平淡的生活小事中看到了心灵与心灵之间强烈的对抗。这是一种真正的眼光。发现，不断地发现，是每一位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。当代作家身上最缺乏的，正是这种使命感。
何立伟很欣赏废名。废名说过：“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。”何立伟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。这样的作家让人信服，也让我们敬佩。比这更重要的，是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写作态度上的榜样。


很多年来，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学上的老师。2006年10月初，还曾陪他沿辽东半岛的海滨溜达了几天，借机当面聆听他对小说的见解。他的见解，修正了我的颇多误解。话犹在耳，至今不忘。
不过在这里，为了行文的简洁，我得叫他，阿成。
先不说阿成，先说别人。这也是阿成小说所惯用的叙述方式。貌似东拉西扯，不知不觉，就扯到妙处。
先说作家刀尔登。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倘若一个初中生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左右自由阅读时间，他要给他推荐什么书呢？他说他“只会推荐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”。原因是，“只有一种知识，接触得越早越好，那就是对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的丰富性的认知，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学书和特定种类的历史书更好的教材了”。
“人类行为的丰富性”，小说的存在理由，就在于此。
以前我更看重随笔，读与写，都看重。在我看来，随笔提供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。
此刻，我便是借助“思想的多样性”来谈论“行为的丰富性”。
现在我觉得，随笔重要，小说也重要。
特别是阿成的小说，在我眼里，比别人的小说更重要一些。不瞒诸位，最近我重读他的小说集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，获益颇多，思维的竹篮里，又增添了一大捧麦穗。
阿成有时喜欢在小说里谈论小说。短篇小说《漏水》里有这样的说辞：小说就是研究人类的灵魂，艺术地展示人类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历史。
说得好。
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“人类行为”与“人类灵魂”是什么关系？
我觉得是一回事。行为是人的外相，灵魂是人的内在。有什么样的内在，就有什么样的外相。内在决定外相，灵魂支配行为。
好了，现在该说正题了。再不说，即便是最爱扯也最能扯的阿成，大概也忍受不了。
阿成调配文字和拿捏细节的功夫，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但我今天不想说这些。我只想说说灵魂，说说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尤其是可能性。
灵魂的丰富性，是由许许多多“独特的这一个”所组成。阿成以往的作品，足以成为丰富性的注脚。《虚构的生活》所包含的三篇微型小说，当然也是丰富性的组成部分，但我更看重蕴含在其中的可能性。用阿成自己的话说，他“写了一种生活中的可能，一种灵魂的真实”（引自阿成与大年的对话录《灵魂记录者》）。
《我一般不经常坐出租车》，写两个边缘人在出租车上聊天。“我”以唾沫星子为颜料，以彩票为笔，给出租车司机画了一个八百万的大馅饼。然后，司机的生活开始紊乱。有了八百万以后，该怎么办呢？老婆即便不换，也总得有个情人吧？指定得有。此外还要换房子，买车，旅游。旅游不能总在国内，还得出国转转。还必须带上情人一起去，“要不咋整，哭叽尿嚎的”。谁知一不小心，情人怀孕了。怀孕是个麻烦。等把这麻烦像竹笋一样一层层剥到最后，司机竟被法庭判了三年强奸罪。司机害怕了，高低不要那八百万，觉得还是开出租车好。同样是开出租车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有了满胸膛的幸福感。这貌似荒诞的演绎，其实每一步都不违背生活逻辑。
《我下礼拜再来》，也是“重要的人生一课”。“我”被自己的臆想吓坏了。“我”本来活得好好的，但在经历了一块钱活一天的臆想和残酷地“假设自己连一块钱的生活费都没有了”之后，立马生出向舅舅借钱的冲动。这冲动看似突兀，却有现实的支撑，工厂只给“我”开六成工资嘛，要是降到四成呢，要是……于是去了舅舅家，“多了我也不借，就借一万块钱”。不料舅舅不肯，说只能借十块。看“我”表情奇怪，舅舅赶紧开导“我”一番。他说你的姨和舅加起来一共七个，你每人借十块，一周借一次，如此这般，“日子就好过了”。舅舅说得有道理没有？我觉得有。这篇作品在黑色幽默之下，在戏谑的叙事口吻之下，凸现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，它指向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对未来的恐惧。
与大标题重名的《虚构的生活》，在荒诞的路上似乎走得更远。一男一女到公园的松树林里约会。（说到约会，阿成一下子把话题荡开。他让一对年轻男女对坐在咖啡厅或茶厅里，在咖啡和甜点的滋补下，谈天气，谈音乐，谈绘画，还要谈谈阿成的小说。这一桥段，阿成津津有味写了接近四百字。删掉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留着更好，读来更有滋味。汪曾祺先生说，“善写闲文，斯为作手”，信夫？）说好了傍晚七点到，但女的没来。男的死心眼，一直等下去，没想到等来两个打劫的。男的谎称没钱，结果被剥了衣服。打劫的刚走，跟男人约会的女人就出现了，她也被剥了衣服，只剩裤头和乳罩。你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在结局不赖，“后来我们两个手牵着手离开了公园”，男的甚至还想对女的说“我爱你”。
我遇到过一些喜欢追问“意义”的读者。我被他们问得头大。小说非得有意义吗？当然可以有。不过也可以不那么明显地有，甚至可以没有。我固执地以为，只要能写出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便是杰作，就像阿成这样。


贾大山的《莲池老人》让我有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。
我爱的是莲池老人幽默达观的处世哲学。我爱的是贾大山流畅自如像山泉一样清凉明净的语言品质。我爱这篇作品中疏朗散淡的禅机和自然情趣。
现实的人生境况，古典的诗意，在《莲池老人》中和睦共处。
莲池老人在小说中的“亮相”，是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。不是工笔，是小写意：
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，留得几处石碑，几棵松树，那些松树又高又秃，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，气象苍古；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，清清的水面上，有鸭，有鹅，有荷；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，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，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似的。
随着叙述的伸展，我很快又看到了一幅田园风情图：
他又在自己的院里，种了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，栽了一沟大葱。除了收拾菜畦子，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，看天上的鸽子，看水中的荷叶……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》自序中说：“我写的人物都……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。这些画幅吸引着我，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，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。”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手法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们从这种不期而遇中悟到了什么？
我相信，贾大山在塑造莲池老人这个小说人物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也一定“柔软而充实”。
莲池老人负责看护寺院里的钟楼，每月从文物所领取四元钱的补助。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，但他好像对此并无怨言，把“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”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也许，真的是池塘边的清风明月、水气荷香给了他一种非同凡响的“功夫”。这种“功夫”让他看破尘嚣，知足常乐。在买电视的问题上，在“抢占宅基地”的问题上，他的一言一行，都让我们忍俊不禁，但又不能不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。这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生活又懂得怎样生活的人。
我希望生活中能多一些莲池老人，这样的人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一些浮躁；我希望文坛上能多一些贾大山，这样的作家多了，我们的文学就会多一些纯真。
老作家孙犁说贾大山的作品“是一方净土……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”。这无疑是一句真知灼见。
我敬佩莲池老人。我更敬佩贾大山。
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品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欣赏，品味。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同时也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家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。